《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皱国(今山东皱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麽《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孟子》寓言概况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相传孟子师承孔子孙子子思的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诸侯，但不被接受，于是居家，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写下了《孟子》一书。 《孟子》全书分为七篇，采用语录体和对话体，记录了孟子的言论和思想。书中的寓言虽然不多，不到20篇，但《孟子》寓言深刻的说理、机智的论辩、风趣的语言，让它们在先秦寓言中独树一帜。 从《孟子》寓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看，《孟子》寓言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哲理说理型。在《孟子o梁惠王上》篇中的“五十步笑百步”这则寓言就是代表。 战国时期，梁惠王穷兵黩武，经常与邻国交战，百姓都苦不堪言，可他却自认为是个贤德爱民的好君主。 有一天，梁惠王很不解地问孟子：“先生，你看我作为一国之君，对国家的治理，可以说是尽心尽意的了。河内常年发生灾荒，收成不好，我就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收成较好的河东去。有时河东遇上灾年，粮食歉收，我也把其他地方的粮食调运到河东来，解决老百姓的无米之炊。我看这附近几个国家的君主，没有哪一个像我这样尽心尽意替自己的百姓着想的。不过，有一事我却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邻国的百姓人数没有减少，我国的百姓也没有增多呢？” 孟子用梁惠王热衷的战争来给他讲了一个与战场逃兵有关的寓言。孟子说：“大王，您肯定知道，战场上两军对垒，落败的一方总有一些人不是奋勇杀敌，而是丢盔弃甲，亡命逃跑。有的人跑得快，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来；有的跑得慢，跑了五十步就停下来了。这时，那跑得慢的人却嘲笑那跑得快的人是胆小鬼，您认为这种嘲笑是对的吗？” 梁惠王说：“当然不对，不管是一百步还是五十步，不都是临阵脱逃吗？”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既然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无须再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邻国的国君不管百姓的生活，是不爱民的国君。而您经常调动百姓去打仗，致使民不聊生，邻国的百姓又怎么会愿意到梁国来生活呢？” 梁惠王自以为移民赈灾就是尽心治国之举，但孟子认为这不是治国的根本。这则寓言中，孟子以战争中的逃兵为比喻，规劝梁惠王应该以王道为治国的根本。　 “五十步笑百步”现在还被人们用来比喻虽然二者程度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它启示人们，看问题，做事情，要抓住本质，不要只看表象。如果看问题抓不住根本，那就会犯糊涂；如果做事情抓不住根本，那就会无功有过；如果治理国家抓不住根本，那就会误国误民。 战国时期的宋国有个当大官的人叫戴盈之。有一天，他对孟子说：“你要我们国君十分税一（收缴十分之一的税），废除关卡和市场的征税，今年还做不到，我们会把征税减轻一点，明年再按照你说的做。你看怎么样？”孟子并没有直接回答戴盈之的话，而是先举了一个“偷鸡贼”的例子，作比方，来劝说戴盈之。　 从前，有个人有小偷小摸的习惯，他每天都从邻居家中偷一只鸡，左右乡邻，几乎每家都被他偷了个遍。乡邻劝诫这个偷鸡贼以后不要再偷鸡了，这不是有道德的人该有的行为。 偷鸡贼一口答应：“那好吧，那我就从今天开始，改成每个月偷一只鸡。这样行了吧？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如果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合乎礼义，却不愿意彻底改正，只是以减少数量来遮掩已有的错误，来推卸责任。这则寓言生动幽默，看似荒唐可笑，实际上是人心写照。 第三，为人处世型。《孟子o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就写了一个君子受骗的寓言。 从前有人向郑国子产赠送了一条活鱼，子产命校人养在池中，校人却把鱼做熟了吃了，回来后对子产说：“刚开始那些鱼看起来很疲累的样子，少过一会就懒洋洋的了，很自如地就死去了。”子产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啊！这鱼儿也算是找到了去了它要去的地方啊！”　 君子总是以君子之腹度人，凡事不大容易把人往坏处想，结果往往上骗子的当。但是君子可能会被合乎情理的说法欺骗，却很难用理之所无来糊弄。要让君子上当受骗，得有合乎情理的说法，否则，还是容易被识破的。所以骗子有术，也有限。 《孟子》寓言虽然可以大致分为这些类型，但它们在主旨和功能上往往互相交织，而且由于大多数都取材于社会日常生活，都不同层面地反映了孟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考察、揭露和批评。 2、《孟子》寓言的艺术特色 孟子在论辩中常大量运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得对手无法招架和还击。孟子的寓言就是他譬喻艺术的一个重要体现。 《孟子》寓言往往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比如《孟子o公孙丑上》篇中的“揠苗助长”，虽然只有短短41个字，但却把宋人辛苦劳作却又荒唐可笑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说明培养浩然之气不能强求速成，同时还揭示出“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坏事”的哲理。

《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气节的培养上，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其醇也”。“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师。”故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读《孟子》。阅读《孟子》，与其他经典一样，都需要借助前人的注疏。关于《孟子》的注疏，可分为两种：一是古人所做，代表性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等；二是今人所做，如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梁涛的《孟子解读》等。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从今人的注疏入手，这主要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经典本来就是常读常新的。另外，今人的注疏往往综合、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写作方式上，又照顾到今人的阅读习惯，从其入手无疑是较为合适的。在今人的著作中，《孟子解读》一书是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经典解读”系列教材撰写的一本，我研究孟子十余年的心得，最后都汇集在该书中。我在港台、欧美访问，看到一些大学的哲学系、东亚系将其列为学生的教材、参考书，说明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故不揣冒昧，“内举不避亲”，愿意将其推荐给读者。 《孟子》一书为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编订，主要记录孟子游说诸侯及与时人、弟子的问答，体例上则有意模仿《论语》，往往根据某一主题对内容进行编排，但并不严格。故阅读《孟子》，除了逐字逐句的细读外，还有两条线索值得关注，一是时间线索，二是思想线索。《孟子》一书主要记载孟子的思想，但孟子的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沉思、玄想，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教、主张，是对一个个具体现实问题的回应。孟子不是冥想的哲学家，而是充满济世情怀的行动者。故读《孟子》，就不能脱离历史，不能抽象地看待其思想，而应结合其生平活动，了解其言论、主张的的具体情景，想见其精神气质、音容笑貌，这样才可以“知人论世”，真正读懂、理解孟子。 据潭贞默《孟子编年略》：“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大致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动。孟子为邹国人，其游说诸侯应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故学者认为，《梁惠王下》“邹与鲁鬨（hòng，争斗）”章是孟子早期游说诸侯的记录。据该章，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这时孟子在邹国已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请教。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孟子实际是遇到了“人民为何不爱国”的问题。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官吏，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算是得到报应。解决民众的“爱国”问题要靠“行仁政”，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民本、仁政是贯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仔细考察则可以发现，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孟子在邹国附近活动一段后，于是前往齐国。齐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稷下学宫的设立，更是成为战国时期文化的中心。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后大约经历了150年的历史，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孟子一生曾两次来到齐国，荀子也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稷下学宫对古代文化贡献可谓大矣！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值齐威王执政，可能由于当时孟子的影响还不够大，《孟子》书中未见其与齐威王的对话。不过，《告子》篇中所记载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则发生在这一时期，孟子的言论多有不合逻辑之处，是其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孟子在齐国未得到重视，无法施展抱负，于是前往宋国。孟子到宋国后，发现宋偃王身边多为奸佞小人，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称为善士，对宋偃王的仁政产生深深的忧虑。按照孟子的想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政的动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保证君主能够行仁政，就要在其身边安排大量的善士，对其劝诫、进谏，乃至影响、感化。故孟子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规范权力的问题，但孟子一方面想规范、引导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的力量又十分有限，在他那里，“仁政如何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 孟子在宋国活动未果，不过却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孟子言必称尧舜，给后来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于是派人将已回到邹国的孟子接到滕国，协助其推行仁政，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不少人闻风而至。不过，孟子虽然有机会得君行道，但滕只是一小国，要推行仁政于天下，仅靠其力量是不够的。这时孟子通过滕国的仁政实践已产生较大影响，于是率领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来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时年孟子约五十余岁。 孟子一到魏国，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孟子》开篇第一章即记录了二人想见的情景：“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于涉及到义利之辨，一开始便话不投机。除上面一章外，《梁惠王》还有四章记录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都是劝导其推行仁政。几年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离开魏国前往齐国。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值齐宣王执政。《孟子》一书明确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达十余处之多。另外像著名的“知言养气”章，记录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事。孟子初到齐国时，与宣王的关系尚可，二人的对话态度和缓、气氛融洽，如孟子以宣王对牛的不忍人之心，启发其推行仁政等。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很久，公元前315年（齐宣王5年），燕国因燕王哙让国而发生内乱，宣王询问孟子：是否应出兵攻取燕国？孟子从民本立场出发，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这一看法实际是将人权置于主权之上，是中国古代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不过孟子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讨伐别国的权力，只有“天吏”也就是合法授权者才有资格征伐不道，救民于水火。但是齐国攻占燕国后，不仅不行仁政，反而“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完全违背了孟子的意愿，站在了燕国民众的对立面。孟子对宣王大为失望，认识他不是一个仁义之君，言谈中多有批驳、讥讽，常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决心离开齐国，当弟子充虞问是否不愉快时，孟子回答：上天大概还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有谁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呢？孟子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的自信退出政治舞台。孟子的自信并非某种精神自慰，而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的发展必将是以民心、民意的实现为目的，故政治必须符合人性，只有符合人性、维护人的尊严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这就决定了王道必定战胜霸道，仁义必定战胜强权。人类政治最终必定回到仁政、王道上来，我的时代尚未到来，若到来，必定是仁政、王道的时代。 概括一下，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在邹国游历（四十左右）——第一次到齐国（齐威王执政）——到宋国（宋偃王欲行仁政）——在滕国行仁政（滕文公行仁政）——到魏国（梁惠王执政）——第二次到齐国（齐宣王执政）——告老还家，著《孟子》。 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有所谓三辩之学，即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辩。当代学者也有概括为仁义论、性善论、养气论、义利论、王霸论等。从思想史上看，孟子的贡献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对其作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由于《孟子》一书为记言体，其对某一主题的论述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章，形成“有实质体系，而无形式体系”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阅读《孟子》时，要特别注意思想线索，在细读、通读《孟子》的基础上，根据某一思想主题将分散在各处的论述融会贯通、提炼概括。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可供参考，故研读《孟子》的同时，阅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对理解孟子是十分有益的。限于篇幅，这里只对孟子的性善论做一概括阐述。 据孟子弟子公都子介绍，当时战国时流行的人性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以及“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与“有性善，有性不善”说。以上观点虽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特点，都是将“性”看作为一客观对象、事实，根据性的种种具体表现，对其作经验性的描述、概括，类似一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以上的言性方式，孟子虽然并不一概反对，但认为其只是对性的一种外在概括和描述，不足以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无法确立人生的信念和目标，不能给人以精神的方向和指导，更不能安顿生命，满足人的终极关怀。故孟子言性，不采取以上的进路，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他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说明孟子承认“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等事实上也是一种性，但又认为君子并不将其看作是性。前一个“性也”，是一个事实判断；后面的“不谓性也”，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孟子又认为，仁义礼智的实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命的限制，但“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里的“不谓命也”，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孟子性善论实际是以善为性论，因为“把善看作是性”与“性是善的”，二者是同义反复，实际是一致的，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并不在于性为什么是善的，而在于人是否有善性存在？以及为什么要把善看作是性？孟子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对其性善论做了论证和说明。但由于其论述分散在不同章节，这就要求我们以思想为线索，对孟子的相关论述融会贯通，进入孟子思想的深处，真正读懂、理解孟子。以往学者将孟子性善论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实际上《孟子》一书中只说“孟子道性善”、“言性善”，而后者是不能等同于“人性是善的”。如果一定要用命题表述的话，也应表述为：人皆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价值、意义即在于其充分扩充、实现自己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