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一部乾隆年间完成的大型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收录了3500余种古书，共计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学者编纂而成，先后有3800余人参与抄写工作，费时13年。当时，乾隆帝命人手抄7部《四库全书》，分别收藏：最先抄好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称为“北四阁”；随后抄好三部，分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北四阁中，继文津阁、文源阁之后，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乾隆帝下旨，入藏于文渊阁内。《四库全书》的用纸、装帧以及贮藏别具一格，十分讲究。纸张上，选用浙江上等开化榜纸，纸色洁白，质地坚韧，堪称上品；书册装帧上，采用绢面包背装，即：将书叶（即书页——编者注）正折，使版心朝外，书叶左右两边都向书背，用纸捻订牢，然后，以丝绢将书册前后连书背一并包裹糊连而成。为便于识别、检阅，书册装帧方面，特别采用分色包背装法，即：用不同颜色的绢面，分别区分目录以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 　　乾隆非常喜爱《四库全书》，多次吟诗赞颂。在其御制诗文中，多次提到：“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装潢”，“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以色分部，一目了然。为了便于保存，乾隆特旨，专门制作精致的楠木书函，每函衬以夹板，束之绸带；每函一端可以开闭，函面端楷刻写全书名称、书函序号以及所属部类和具体书名，并且饰以与该书所属部类及书册封面相同的颜色。 　　《四库全书》装函之后，按部类顺序分别归入楠木书架，安置阁中。总计103架，6144函，36000册。为便于检索，专门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庋藏其中，需要时，按图索骥，循架取书，方便快捷。第一部《四库全书》书品极好，版本精良，校勘最精，收藏于文渊阁中。乾隆皇帝十分重视，特旨在每册书的首页钤盖“文渊阁宝”；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由此，开各阁《四库全书》钤印皇家印玺之先例。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接管文渊阁藏书。1933年春，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危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将珍藏历代文物精品装箱南迁，文渊阁中，包括阁本《四库全书》36533册，《排架图》4函，《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全部装箱，运至上海、南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批皇宫文物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等地。抗战胜利之后，再次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今日，文渊阁依旧耸立在故宫东华门内，乾隆年间之楠木书架犹在阁中。值得欣慰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旧珍藏有：《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卷，清总纂官、大学士纪昀手书小楷进呈本，各卷首末均钤“乾隆御览之宝”，各卷之末，下署“臣纪昀恭书”，钤“纪”“昀”朱文连珠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乾隆五十九年殿本；御制四库文渊阁诗墨，套墨五锭；青玉乾隆御笔《文渊阁记》玉板十页；“文渊阁宝”，青玉交龙钮方形玺，篆书……

谈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典籍，人们一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四库全书》。1772年，乾隆皇帝颁布敕令编纂《四库全书》。为此，皇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各类典籍。朝堂360多位官员学者进入编委会组织编纂，全国遴选3800多位文人学士从事抄写。因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因收录典籍3500多种，7.9万卷，3.6万册，字数8亿，内容涉及此前中国历代著作，故称“全书”。1782年第一部抄写完成，存放于北京故宫文渊阁，便于乾隆随时御览。1783年第二部抄写完成，存放于沈阳故宫文溯阁，便于乾隆回龙兴之地时御览。1784年第三部抄写完成，存放于圆明园文源阁，便于乾隆休假疗养时御览。1785年抄写完成第四部，存放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便于乾隆消夏避暑时御览。1787年又抄写了三部，御敕存放于镇江金山寺行宫文宗阁、扬州天宁寺行宫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便于乾隆巡幸江南时御览。 　　《四库全书》作为一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蕴含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思考、智慧和力量，确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理、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寻它的源头和血脉。因此可以说，《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中华传统典籍的梳理和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数千学人历时十载，正楷抄写笔笔不苟，字体规范工整一致，煌煌七部如出一人，使这套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绝世珍品，也成为国家正统和文化根基的象征。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其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修书工程。《四库全书总目》是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而逐步编修出来的，其分类严明，论述谨重，大体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学术水平。它不但是一部伟大的目录学著作，而且还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古代学术史概观性质的整体，历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大力推崇。如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就说过：“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即使我们仅从文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四库全书总目》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中国古代诗人作家的批评（主要是集部提要），总结起来，其实便是一部颇具规模的古代文学史纲；另一方面，把“诗文评”类提要对于中国古代主要的文学批评著作的批评总结起来，其实便是我国一部简要的文学批评史纲。本文拟从《四库全书总目》（注：本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系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江杭州本。下引此书略称为《总目》，仅注明其卷。）诗文评类的提要及相关材料入手，探讨它在中国古代诗文评研究学术史上的贡献。 　　 在研究《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诗文评”这一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如《总目》在“集部总叙”中说的：“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卷一四八）“诗文评”类在集部中是晚出的分类。《隋书•经籍志》将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与《文选》、《玉台新咏》一起归入集部总集类，可见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明确地把它们与一般集部著作区分开来。等到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才将文学批评著作在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于是集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注：见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库全书本，页405。）。 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而范围更为明确。《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所收除了以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品》，并收了唐人的诗格一类著作多种。今存宋代官私书目有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家，除《郡斋读书志》外，其余都设有“文史”类，其收录绝大部分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只有少数几种史评著作如《史通》等附带收入，这是后来的诗文评更为专门化的一重要阶段。 　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如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的“文章门”中更把此类细分为“文章缘起类”“评文类”“评诗类”三种（注：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明正德刘洪慎独斋本，《山堂考索前集》卷二一，页142。）。这种分类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 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书目中的“诗文评”类是明人提出的。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目》均列“诗文评”类，收录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著作。这是对先前文、史相杂观念的一种突破，它直接影响了清代《四库全书》对文评著作的最后归属和界定。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竟之后，“诗文评”遂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关于《总目》的作者及其学术思想的代表性问题。古今许多学者非常强调纪昀在《总目》编纂中的作用，如清人朱珪为纪昀撰的墓志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大观。”其祭纪昀之文亦云：“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注：见《知足斋文集》卷五及卷六。转引自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1992年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影印。第十一章，页213。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纪昀”条亦云：“《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注：上海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复印，页95。）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中所起的删改审定的主要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把此书视为仅仅是纪昀一人的主张和思想，则未免有些片面。如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就说：“《四库提要》之编纂，原为各纂修官于阅读时分撰之，嗣经纪昀增窜删改，整齐划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注：《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1992年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影印。第十一章，页 213。）朱东润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说：“晓岚论析诗文源流正伪，语极精，今见于《四库全书提要》，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301。 ）而有些当代学者更把《总目》看成是“纪昀学术思想的反映”，甚至完全归于他的名下，把它作为研究纪昀文学思想的主要材料（注：王镇远《纪昀的文学思想初探》，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页2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版。）。这种观点尚可斟酌。 《总目》提要稿先由各位纂修官分头负责，由四库馆臣撰写，当时从事撰写提要稿分纂稿的就有程晋芳、任大椿、姚鼐、翁方纲、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等大学者。总纂官纪昀对分纂稿进行改定，贯一全文，按目录分类加以编排，后再送皇帝审阅。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正是在多名大学者的分纂稿基础上笔削核订而成的。我以为，《总目》编纂的实际操作先是由四库馆臣集体完成的，最后由纪昀总其成，但是无论是纪昀也好，其他四库馆臣也好，其编纂工作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统一操作的。这种思想就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即乾隆皇帝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的综合体。《四库全书》的体例是由乾隆审定的，正如《四库全书凡例》所说的“其体例悉承圣断”（卷首），而且“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四库全书》包括《总目》，都是必须经过皇帝最后亲自“钦定”的，所以《总目》的修纂与个人著述是有所不同的，四库馆臣不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好恶来撰写，而是应该体会、揣摩并贯彻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趣味；纪昀也必须根据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和需要来修改《总目》。尽管《总目》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纪昀辩博风趣的个人风格（尤其诗文评又是纪昀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我仍然认为《总目》不仅代表个别人或部分人的观念，而是代表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的思想，代表封建社会正统、正宗的学术观念，甚至也可以说它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集大成式的总结，为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文学思想提供了非常权威的资料。 目前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大体是文学家个体的理论观点，而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整体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政策就很少有人去研究了。它们未必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在当时对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却可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只有了解统治阶级的文学思想政策、最高统治者与统治集团主要成员的好恶，才能对各时代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趣味有比较根本的认识。因此，研究《总目》便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总的说来，《总目》诗文评类提要考辨精微，评价公允，基本构成古典形态文学批评学术史的雏形，大致体现出封建社会诗文评研究的学术水平。它既可以说是传统诗文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代形态文学批评史学科形成的基础。本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虽然在形态上借鉴了外来文学批评的形式，但《总目》提供的许多内容、观点及文献也为批评史家所普遍接受和充分利用。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以此为底本和基础的。这是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所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