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为三百一十一篇。因《南陔》《白华》等六篇为笙诗，有声无辞，故现存三百零五篇。《诗经》的写作年代，悠远漫长，始于周，止于春秋中期，历经五百余年，这正是周王室的兴盛时期，礼仪教化风行，史称刑措不用。可谓适逢其时，步随其迹，追录其事，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诗经》是礼乐文化诗情画意的纪录。 《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孔子删诗的传说，自古存疑，但是，司马迁关于“取可施于礼义”的提示，表明《诗经》的编选原则，是礼乐文化精神的追求，这的确是不移的至理。同时，诗与音乐舞蹈同步，本是古代歌诗曲舞同源诞生的艺术规律。这一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说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都是在证明，《诗经》与礼乐文化融为一体的原创面貌。说来有趣，由于对教化的审美品格持不同的观点，墨子在《非儒》中揶揄“弦歌鼓舞以聚徒”，还曾嘲笑过孔子哩！ 《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颂三十一篇，除《臣工》《丰年》《载芟(shān)》等篇章，是为了春夏祈谷、秋冬谢神而作的祭歌外，大多均为对周室祖先的礼赞，是圣人崇拜。周颂中的《生民》《公刘》《緜(mián)》《皇矣》《大明》，历陈从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是一部周王室传说的史诗。 《诗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后稷是周室的祖先。相传，姜嫄祷神救子，因踏上天帝的脚印而受孕。这个曾被视为不祥之兆的婴儿，就是后稷，曾几度被弃。弃于荒道，牛羊哺乳；弃于冰河，鸟翼环护，终因神佐而健康成长。后稷自幼喜爱蔬果豆麦，有种植的高超技艺，他教民稼穑，造福人类，被誉为农耕之神。后稷三传至公刘，公刘大迁徙，择地而居，开疆辟土，勤耕作，畜牛羊，国富民强。古公亶父是公刘的十世孙，是文王的祖父，《緜》诗详述其功业：营造宫室，制定官制，为文王以礼乐立国奠定了基础。《皇矣》是对文王伐密、伐崇的记叙；《大明》是对武王伐纣立国的歌颂。这些短章，叙事简约，格调堂皇，旋成袖珍式的大周史诗。《诗经》是周室的摇篮曲，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创业颂歌。 对祖先的颂扬，是为了永记祖德，仁政惠民，祈伟业永固，所以，在《诗经》中，不乏对后来者的训诫之词。《大雅·文王》就正面提出要记取殷纣亡国的教训：“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不要重蹈覆辙。《诗经》还提出“天命靡常”的观点，认为天授皇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还要看权力的执行，能否符合天道民心。小雅《十月之交》认为，天时不正，“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不全是天意，而是人世间“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十月之交》进而提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百姓遭受的灾难，不是上天降祸，莫信议论纷纷，执掌祸福，全在自身。这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人权意识初萌的宣言。 礼乐文化倡导“以德配天”：进一步提出，君主的权力，虽是天授，但能否成为上天合格的代理，还有待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天神在授权的同时，还在监督执掌权势者是否失德，是否玩忽职守。《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上帝监督执法，有至尊至上的权威；上帝审视四方，体察百姓是否安宁得福。“以德配天”，把宗教、政治与道德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实现政治的清明。 与赞颂仁政同步，《诗经》中也出现了不少对强权掠夺、不劳而获的讽刺和谴责。《魏风·伐檀》尖锐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种地，仓库中怎么储存这么多的粮食？不打猎，屋檐下怎么悬挂这么好的兽皮？正人君子，不应白吃白拿别人的东西！《魏风·硕鼠》以鼠设喻，提出警告：“硕鼠硕鼠，无食我粟。”《小雅·黄鸟》借鸟嘲讽，嬉笑怒骂：“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并且在《鄘(yōng)风·相鼠》中，把这些行为视为对礼仪的败坏：“人而无礼，胡不遄(chuán)死。”“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做人不讲礼仪，不如早点死掉；不讲礼仪，苟且活着做什么？《诗经》且歌且谣，热情表达对礼仪精神的维护。 《诗经》还以大量的篇幅，记叙普通人的农耕劳作和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天地。《诗经》表达最普通的悲苦，乃是“哀我征人，朝夕不暇！”这说的是战争兵役给人们带来的无尽思念。国风《君子于役》描绘了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从军远行，不知何日归来。夕阳西下，时近黄昏，鸡禽牛羊，回归窝巢。妇女倚门伫望，不知亲人何时归来。而远行征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在小雅《采薇》中，也得到情景交融的描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离情别恨的千古名句，在中华子孙心中，永远珍藏。 《诗经》缘情绮丽，对人性人情的拳拳关爱，还表现在大胆的爱情倾诉之中。《郑风·野有蔓草》诗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虽偶然相遇，却一见钟情，大胆以身相许。原来，在远古的蓝天丽日下，竟也有这样一片自由的爱情天地。 对《诗经》咏唱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一语定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对《诗经》展示礼乐文化的肯定。同时，我们从中还有缘得悉，孔子对《诗经》歌颂、讽喻、议论、抒情的全面赞许，表明孔子的礼乐倡导，分明存在着尊重、关爱人性人情的广阔天地。

“十五国风”艺术上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例如它的四言句，韵律和谐，抑扬顿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说那个时候古典诗歌刚刚发轫，但这些四言的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古朴。它不像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四言，很雕琢。风诗的四言是颇为成功的。风格是最值得称道的，是其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艺术。用简单的话语，把情感与景物水乳交融，营造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这在国风时代就已经有出色的表现了。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情和景交融，堪称典范。还有一些句子，可再举《秦风·晨风》为例。这首诗写失落情绪，诗中人被人忘却，心情很郁闷。表达此等情绪的诗篇，一开头就是这样几句：“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前边两句表达的是鸟逆风疾行的样子，“晨风”是一种鸟，好成群飞。“ 北林”是一片树林，却加一个颇带感情色彩的“郁”，情调就出来了。 这两句的意思是：在郁郁的北林上，逆风疾飞着一群鸟。想想吧，带点幽暗的北林上空，一群小鸟在逆风搏击，一下就把忧郁的氛围点染出来了。后来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第一首就表现了北林孤鸿的意象，以此表达自己内心的孤独与忧伤，明显是受了《晨风》的影响。 善于营造情景的艺术，还表现在送别诗中。古代人很重视送别，宋玉的《九辩》写“悲哉，秋之为气也”，极力渲染秋天的孤单心情，就用了“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的送别场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一别万里之遥，所以很重视，送别诗也多，出现的也很早。送别诗篇的鼻祖，也在《诗经·国风》里。这就是《邶风·燕燕》篇：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全诗先以燕子飞起兴，也就交代了送别的时间是春天。“差池”就是参差，形容燕子翅膀上下扇动的样子。“之子于归”，是说一个人要回家，在“野”之地，为“之子”——即这个人送行。“远送于野”的“野”，在春秋时期是与“国”、“郊”相对的，西周统治者为了安全，居住在有围墙的“国”中，“国”之外划出一片土地，叫作“郊”，“郊”之外才是“野”，一般也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诗篇的这个“野”字，实际上告诉读者送别的双方，已经离都城较远了。送别这样远，双方的依依不舍，也就自在言外了。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但人虽别，情无尽，《燕燕》写“人别”之后的情感显出不凡的手法来：“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离者已去，送者却还在远远地望，人越来越远，最后人影也不见了，眼泪也流下来了。诗篇的妙处就在这“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文字中，没有一个字说“舍不得”的意思，却通篇都是难舍难分。诗篇对深情的送别场景的刻画，可谓鬼斧神工。后世表达送别之情的诗篇，有很多就是依着《燕燕》的路数来的。如大家熟悉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故人远去了，送者看啊，看孤帆，看孤帆的影，最后只剩水天交界的一点光景，最后就只有汗漫的长江水。离别不舍之情，也正如那浩瀚江水一样无边无际。总之，“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这样的诗句因为具有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很长时间都被各代诗人追捧。 “十五国风”还有一种艺术方式：托物言志。《桧风》中就有这样的好例子，如《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这是其中的一章。“隰”，下湿之地。苌楚，是一种丛生的植物，又叫羊桃。“猗傩其枝”的“猗傩”就是婀娜。风一吹，苌楚的枝叶随风飘摆，婀娜多姿。“夭之沃沃”的“夭”是青壮的样子；“沃沃”就是润泽的样子。随风摆动的叶子闪耀着光泽，一副欢快的模样。“乐子之无知”的“无知”，一说是没有知觉，一说是没有配偶。照前一种理解，诗篇是说，人不如植物，植物只会无忧无虑地生长，没有知觉，也就没有苦恼，令人羡慕。如此，诗篇实际是控诉世道不好，人活着痛苦太多。下面一章又说“乐子之无家”，是羡慕植物没有家室的拖累，这一解释出自一位外国学者葛兰言，他以为就是无相知者，与下一章的“无知”“无家”即“无家庭”是一个意思。这样解释的话，这首诗就是一首野性婚俗之歌——男女相见，“乐子之无知”，是庆幸对方没有配偶家室，可以公开而合法地追求。如此一来，“子”就不再是指苌楚，而是指相遇的对方了。 《诗经》还常见比兴的艺术手法。“比”就是打比喻，“兴”就复杂了。有些篇章，被指为“兴”的句子，只有开头的作用，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只是为了引出下文的“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就像儿歌唱“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一样。有的“兴”，像是写景而实非写景，如前面所举例的“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前两句像是写景，可是，诗篇有这两句，并不是说下面的“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之人，就在“北林”附近。前面两句就表现功能而言，只是营造了一个忧郁的氛围而已。这就是“兴”。设想，《晨风》这首诗，要是没了开头这两句，诗的意味要损失多少啊！兴，没有实际的意味，但在营造艺术感觉上的作用却很大。 比兴之外是夸张。请看《卫风·河广》的句子：“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说黄河宽？我用一根小苇子就可以渡过去；谁说宋国远啊？踮起脚尖我就可以望见。“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小舟）。谁谓宋远？曾不崇朝。”这是典型的夸张。黄河再窄，也不能放一叶小舟就可以填满；宋国再近，也不能近到一个早晨就可以跑到。但诗这样写大概是想强调心愿的作用吧。你要有心，再远也能办到。黄河宽吗？要是有心的话，就是一叶小舟，甚至一根苇秆就能渡过去。 还有一首诗叫《采葛》，也采用了夸张手法表现心理。诗篇见于《王风》，唱：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不论是采葛还是采萧、采艾，都是比兴之词。诗要夸张的是一日不见给人心理上带来的效果，就像隔了三月、三季甚至三年。这首诗也很有意思，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内容呢？历来有恋人之诗、“朋友之诗”等等。现代人当然倾向是爱情诗啦！还有一种解释，说诗篇是大臣怕遭谗言的诗。说是“爱情”好理解，说是朋友思念，也可以理解。大臣忧谗畏讥，又如何理解呢？这也不难理解，自古官场险恶，得宠幸的大臣离开君主一天，可能马上会有人乘虚而入，说坏话，导致被君主疏远。如此，离开朝廷一天，不就像离了三年一样难熬吗？险恶官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忧惧心态，不一定是诗的正解，说起来也颇为有趣。总而言之，夸张是《国风》诗篇的擅长。 总之，《诗经》的艺术手法，是在现实精神的大倾向下，用各种各样艺术手法来表现生活，其中很多的手法，都是精巧的、高妙的、细致入微的，甚至是力透纸背的，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我们不能说《诗经》就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却可以说，中华诗歌所以有后来那样伟岸的高峰，是因为有《诗经》这样的伟大经典做基础。

《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的必读教材。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的《诗经》，是其终生所钟爱的典籍。《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所收之诗，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从地域范围看，基本是处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湖北北部地区。司马迁说，古诗三千多首，孔子删削保留了三百篇，对于此说，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当时教学，《诗经》是基础课，而且可能与实践相结合。正是孔子的教学活动，才使“诗三百”得以流传，汉代所谓“三家诗”的出现，便与这种教学模式有关。因此，孔子对于《诗经》的保存和流传功劳巨大。《诗经》还有“六义”、“四始”、“四家诗”之说。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一般认为，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而分类的。“风”是地方的音乐，“雅”是卿大夫宴会或社交礼仪上的贵族音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赋”是叙事与描写，即所谓的“铺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是“先言他事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先说别的事物借此引出要说的事来。所谓“四始”，是指《诗经》四体中的开始之篇，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诗经》在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传诗者分齐、鲁、韩、毛四家，均出自子夏，而子夏为孔子得意弟子之一。前三家为今文《诗经》，毛诗晚出，为古文《诗经》。到东汉时，毛诗盛而前三家衰。流传至今最完整者便是毛诗。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贴切地表达了自己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首先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作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晚上当姚淑贤给毛泽东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后，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古诗，就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