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idents of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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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 最终触发华北事变
1933年5月7日，长城抗战进入后期。日军突然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古北口的长城一线，向中国的驻守部队发猛烈的进攻。日军在5月19日占领了密云，当时北平军分会紧急调驻守在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共同保卫北平，蒋介石紧急调动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参加与日作战，保卫北平。在滦河地区，日军的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部队先后渡过滦河，日军又在第29军和第67军的交界处突破了我军的防线，从而使的滦河西岸的中国守军不得不后退。在5月16日，日军又占领了滦西的丰润和遵化等地。 北平军分会与日本方面的代表关于停战的和谈也在秘密的进行，并且谈判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何应钦为了收缩战线，命令中国的军队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同时命令宋哲元的第29军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在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日军顺利的占领了滦西地区。同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代表与日方人员进行秘密谈判。 1933年5月23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区。傅作义的第59军，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防御工事，正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 此时，黄郛与日方代表在北平城内达成了协议。协议提出中日双方要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日军在这时已经突破了长城各口的全部防线以及在滦河地区的防线，中国守军只好退守到平、津附近地区。日军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另一方面，日本军部给关东军的作战命令是安定热河，并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长城，此时关东军的行动已经大大超出了限制，因此日军也在找一个体面撤回的机会。 1933年5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与北平军分会的代表徐燕谋参谋在密云进行了秘密的会面，日方代表表示接受与中国方面停战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将关于停战协定的相关事宜全权委任于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而中国北平局分会的代委员长何应钦则将本次停战协定的相关事宜授权给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双方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之后，最终确定了关于停战的相关事宜，同时缔结了停战协定。 从塘沽协定以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在不承认伪满洲国，不签订降日卖国条约，以及不危及华北主权与平、津安全的条件下，形式上的对日妥协与让步。都尽可能的忍辱接受。舍弃利用高涨的抗日民气，宁可从事务实的经济、国防建设，以求内政的统一与充实。 而相对的，正如之前我们揭示的，蒋介石表面与日亲善，背后联苏制日的谋略被军阀向日本告密，导致日本抓住了蒋介石的底牌，让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 这一切正是“华北事变”和《何梅协定》产生的背景因素。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通过一系列密谋策划，日军从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种种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蛮横要求，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华计划。早在1935年1月，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第一次察东事件。 1月15日，热河伪满自卫团到沽源境内骚扰劫掠，与驻守沽源县乌泥河、长梁一带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宋军将伪军40余人缴械。日本关东军强称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一面向察、热边境增调军队，一面通过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进行威吓，声言要“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中国军队。何应钦要宋哲元退让。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釆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以取得和解。但日军从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动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日本在炫耀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与中国代表会商，取得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2月2日，第二十九军代表与关东军第七师团代表在察热边境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部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 6月，日军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6月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警察进犯小厂。第二十九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顾事实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关东军电令土肥原贤二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这时，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走，恐有过分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贤二，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部撤过黄河的决定。 5月初，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以此为借口多次晤见何应钦，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特别是6月9日日方递交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天津市、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等一批国民党政军宪特首脑人物；将宪兵第三团及中央军、东北军驻冀部队全部撤出；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党部，解散宪、特组织等；并限期实施。为威逼国民政府屈服，日海陆军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等地，“摆出即刻入北平的态势”。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南京政府于6月10日向何应钦发出训令，逐步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7月6日，何应钦又对日方作出书面答复如下：“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书面复函，即为《何梅协定》，它虽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但何的复函已构成法律承诺。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与平、津两市，实现了日本要把该地区造成“真空”的图谋。 与此同时，日军又挑起张北事件。5月31日，日本特务以“关东旅行团”名义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张北县守城士兵盘查。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察省当局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6月23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等于北平谈判。6月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等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依协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等中国军队撤出察北。后来察北6县被伪蒙军李守信部占领，成立“察哈尔盟公署”。 至此，日本侵略者几乎不费一兵一卒，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实权。总之，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