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ircling the Cities by Occupying the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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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与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使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实践植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土壤之中。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庄严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是有机统一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脉。 一、领导“两个革命”与“立民族”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受到西方列强的剥削奴役、侵略压迫，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不断衰败和边缘化，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迫使旧中国政府先后签订几百项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方列强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侵略中国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使中国在主权和权利不断丧失的情况下，对侵略者实行门户开放，使中华民族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劫掠和侮辱。在割占领土方面，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有18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割占；在勒索赔款方面，至1901年中国对外八次主要赔款（包括庚子赔款应付的利息）总计约折合19亿5千300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总额的16倍。除此之外，列强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到1917年，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已达92个；同时在通商口岸强占租界，列强的租界遍布中国各个通商口岸。列强在租界内实行殖民统治，享有立法、行政、司法、警察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中国政府对租界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甚至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内，中国人除了为外国人做工外，不得在租界内居住。在租界内，中国劳工被称为“猪仔”，被外国人随意买卖、凌辱和折磨，毫无人权可言。租界逐步演变成为“国中之国”，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基地。到清朝末年，列强在中国获得了包括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行权、驻军权等在内的十余项特权。面对疯狂的侵略行径，清政府竟然“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新民丛报》第20号，第110页。），“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顺应外国侵略，为列强侵华服务成为清朝统治集团的第一要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因此被讥讽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劣等民族”。 进入20世纪，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虽然被推翻，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使深重的民族危机得到缓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进一步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作为近代以来侵略中国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在20世纪初期企图将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侵略手段，在打败俄国将东北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后，又向北洋政府提出21条要求，并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开启了全面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侵华过程中，日本不断侵占中国领土，甚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而国民党政府抵抗的节节失利令国人深感屈辱，人民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渴望与日俱增。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决定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两大任务，为此无数的先进中国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康有为、梁启超以“变法自强”为号召的戊戌运动，再到孙中山领导的以“振兴中华”为目的的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屈探索，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艰苦征程。但是由于历史和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些探索都以不同程度的失败而告终，他们都没能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出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复兴的道路上出现了新的转机，点燃了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新希望。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步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637页。） 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最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征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近百年中国惨遭帝国主义侵略持续失败的耻辱，使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决心，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信心。 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人民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封锁禁运。自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国家地位逐步提高，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从此，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了脚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最终实现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立起来”的愿望，表明“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页。）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与此同时清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特权和势力，结束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历史。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呈现出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快速前行。 二、实现“两次巨变”与“富民族”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了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的两次巨变，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篇章；一次是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贯穿于这两次巨变的始终，这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此助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承接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烂摊子”，经济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起步的。以农业为例，1949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127斤，而美国平均亩产218斤，日本388斤，联邦德国356斤，南斯拉夫172斤，世界平均水平154斤。（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6页。）在人均粮食产量方面，中国只有212公斤，而美国在1840年时，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近1000公斤。（参见章征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在人均消费水平方面，1952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仅为76元，其中农业居民62元，非农业居民148元。由于旧中国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飞涨。以上海为例，1946年上海物价指数还只上涨了7.7倍，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竟上涨了56倍。（参见陈绍闻、郭庠林：《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279页。）物价的剧烈波动和粮食、生活资料的短缺，导致人民体质普遍偏弱。1949年以前，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大致为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31页。）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最基本的生存和温饱问题都得不到满足。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全国范围内掀起现代化建设的高潮。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然而，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不足，加之制度建设不完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曲折，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展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巨变。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随后中国共产党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树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每一步发展目标都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应，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更高水平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每一步奋斗目标都把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作为衡量中国现代化成果的阶段性标志。 到1987年，我国提前三年完成了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此后，人均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12公斤增加至1989年的366.4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上升至1989年的602元。（参见卢良恕、梅方权：《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的成就及其发展战略》，《农业现代化研究》1990年第11期。）食物购买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到1995年，原定于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据统计，到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到62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2235元，人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到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11422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966元，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说明我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全面提升，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时期，我国已经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正在努力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根据新时期我国发展阶段和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三步”的发展战略设想，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国实现了从绝对贫困到温饱阶段，再到总体小康社会的跨越，但是，也随之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从“先富”的发展阶段进入“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实现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到2050年，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通过引领两次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在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快速前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立民族”到“富民族”的历史使命的转变，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使七亿多农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使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18.5%降到2015年的5.7%，逐步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迫切希望富起来的愿望，造就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壮举。但是，应当看到，我国还有7000多万人口没有摆脱贫困状态。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精准扶贫”工作方略，争取2020年实现消除赤贫人口的目标。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三、进行“两段探索”与“强民族” 经历了两次革命和巨变，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使命，使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和迫切。完成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愿望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次艰辛探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是这两次探索一贯的追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线贯穿始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探索，但植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 道路关乎国家命运，是实现民族富强和复兴的首要问题。因此，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投身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去。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和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后，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课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重要论断，对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共八大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许多正确思想，使我国初步形成了与苏联模式不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道路并不都是通衢，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也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在政治上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遭受了挫折。尽管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在中国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初步建立起比较独立的、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盘考虑生产力发展，将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发展轨道的有序格局，使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劳动力安排等符合人民的要求，有益于促使人民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适应，从而在价值理念上将中华民族的追求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经济、科技、国防、外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总结起来就是“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曲折和坎坷，但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没有改变，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路径选择的决心也没有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新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实现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总体布局，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心和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经济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政治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果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经验以其鲜明的特色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对苏联模式的超越，证明了社会主义并非固定不变的单一模式。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内实现了发展目标的高度契合”（孙勇：《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的启示》，《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满足了人民在“站起来”和“富起来”之后，迫切希望“强起来”的美好愿景。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世界各个国家不变的追求和梦想，但是在西方视野中，成功的只有资本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种模式宣告失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似乎成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快速发展的成效使中国由贫困国家逐步向现代化国家迈进，从而有力地向世界证明：除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在于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加深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速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坚持走本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体验。”（俞可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人民论坛》2008年第12期。）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为解决当下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道路和模式表明，通过立足国情，坚持与时俱进，选择适合国情和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样可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每种文明都以独特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各自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以中国模式和道路拓展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变化，综合国力迅猛提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作为国际社会中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在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国道路和模式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将为这些全球性难题的解决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人类文明不断取得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四、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与民族复兴的历史经验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使命担当，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历史还在继续。回顾已经走过的这段历程，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两个革命，引领两次巨变，进行两段探索，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顶梁柱，成为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核心。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道路问题关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史告诉我们，脱离中国实际，任何理论都将因缺少根基而破灭。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和智力资源。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树立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手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衔接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长征程决定了其梯度式发展的特点，各个阶段有相应的目标，完成前一个目标是迈向后一个目标的台阶，完成了前一个目标，才能使民族复兴站到新的起点。”（齐卫平：《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 第五，坚持创新和开放战略，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开放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得出的深刻历史经验，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只会被历史淹没和淘汰，开放与创新才能使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葆生机，兴旺发达。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能够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效支撑。
毛泽东评日军：战术颇为高明 战略战役不行
毛泽东一生著述丰富。《毛泽东选集》四卷中的二、三两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从数量上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研究如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从质量上看，毛泽东著作中一些重要代表作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这里重点谈一谈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方面的两篇重要代表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是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 《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文章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入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矛盾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阐明了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道理。 1、《论持久战》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比如，毛泽东分析：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而中国的情况，他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所以，“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再比如，毛泽东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是弱于战略、强于战术，“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文章分析抗日战争的持久战需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在文中还分析了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阐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 2、《论持久战》是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 历史事实证明：《论持久战》是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第一，抗日战争确实是按照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样三个阶段发展的。第二，《论持久战》预测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者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完全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论持久战》进一步发展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更是进一步发展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思想，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来研究抗日战争的规律，把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作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军事路线。 3、《论持久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很多人 毛泽东本人很看重《论持久战》这部著作。据何其芳回忆，1961年1月23日，应毛泽东之邀，何其芳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讨论写《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其间毛泽东谈起国家大事时说：“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少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影响了很多的人，也从思想上武装了很多的人。林默涵回忆在《解放》周刊读到《论持久战》的情景时说：“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七八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当时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于是，林默涵1938年去了延安。他回忆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 叶剑英元帅在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时重读《论持久战》，曾作《七律·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诗一首，最后两句是：“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堪称《论持久战》的姊妹篇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产生于1938年5月。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地位，堪称《论持久战》的姊妹篇。 1、提出了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毛泽东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向来重视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研究亦不例外。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他在文中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2、认定抗日战争根本上是农民的战争 毛泽东从中国的广大人口在农村，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农民的特殊国情出发，认定中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和采取游击战争的武装斗争道路。毛泽东认定抗日战争根本上是农民的战争，只有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谈到了这一条。他说：“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正因为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所以毛泽东指出：“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农民打日本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毛泽东对抗大的学员们说：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又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武装斗争称作游击战争，并对即将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陕北公学的学员们说：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 3、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开创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生动范例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将重视武装斗争同重视农村包围城市、重视农民、重视游击战争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开创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生动范例。这一结合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效力。 这篇文章对纠正抗战初期党内外存在的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的错误认识，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游击战争广泛而迅猛的发展。